有关抗日战争的调查报告

2019-03-1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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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目的:回顾历史,不忘历史。继承革命先辈的精神,奋发努力,热爱祖国,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故事。片中有两条线索,通过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揭示在1937年南京疯狂杀戮强奸掠夺的背后,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南京大屠杀背负的是30万条人命啊!他们,曾经有血有肉 ,曾经经历过多少美好的事!可是,他们如花的生命却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刀下永远消逝。对于这些,我们,不当自问吗?身为祖国的儿女,我们对这些又了解多少?我们一无所知。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假如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会毁掉日本吗?我平静地回答:“不会。”对于这个答案,很多人会问“日本人残忍无人性,干嘛还要维护他们。”是的,日本人曾经对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可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何况,那已经是曾经了。如果我们也对他们实行报复,我们不就和他们一样惨无人道?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还是得认真学好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好祖国,有能力抵御外敌,别让别人看不起我们,从而伤害我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线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 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 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 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 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 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 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 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 侵掠!”①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 的具体目标。中国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 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 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 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 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面对这种复杂的局 势,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 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 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 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彻底转变政策之关 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 上述之总方针。”①

  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的力量是不够的,必 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指定南汉宸,以及红 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 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 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 亡”。②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 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 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③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 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 会议,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 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等致电,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 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 令出动。”①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 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②空前的民族危机 和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 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 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 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③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 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④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 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 针,为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 欢迎。”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

  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 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 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 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 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 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 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 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 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 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 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 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人“愿同人和 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 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 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 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 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①这几句话正是对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 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 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②在推动进行全国 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朱德已向彭 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 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回忆 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 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③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 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张闻天致 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 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 时为主任,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①。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 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 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 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 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 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 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 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

  展开全部北平被日寇侵占后,京西一带便成了鬼子的根据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区(当时属宛平县),活跃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人数虽不多,根据地在斋堂、灵水地区,活动范围却达到了永定河边的坝房子、稻地和侯庄子一带。

  小小的游击队在当时可是做了不少大事。队员们乔装打扮到河东探听日寇的动向,与麻峪村韩×、王×有过联系,同时,了解到麻峪桥梁小学的刘静轩老师是八区人,并与他取得了联系。针对鬼子搞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有意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侵略宣传,游击队展开反日宣传,编印揭露敌人侵略阴谋的宣传品,请刘老师帮助刻印,那个时候,刘老师都等夜深人静,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刻印测验试卷为掩护,刻印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再由游击队员秘密取走,分发到老百姓手中。

  当时,敌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击队 还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争,“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干活时,村民们都在磨洋工,游击队的宣传作用又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抗战小故事。

  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北平被日寇侵占后,京西一带便成了鬼子的根据地,但在永定河西岸的老八区(当时属宛平县),活跃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人数虽不多,根据地在斋堂、灵水地区,活动范围却达到了永定河边的坝房子、稻地和侯庄子一带。

  小小的游击队在当时可是做了不少大事。队员们乔装打扮到河东探听日寇的动向,与麻峪村韩×、王×有过联系,同时,了解到麻峪桥梁小学的刘静轩老师是八区人,并与他取得了联系。针对鬼子搞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有意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侵略宣传,游击队展开反日宣传,编印揭露敌人侵略阴谋的宣传品,请刘老师帮助刻印,那个时候,刘老师都等夜深人静,在昏暗的油灯下以刻印测验试卷为掩护,刻印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再由游击队员秘密取走,分发到老百姓手中。

  当时,敌寇在麻峪修碉堡,小小游击队 还教大家巧妙地跟鬼子斗争,“出工不出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干活时,村民们都在磨洋工,游击队的宣传作用又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抗战小故事。

  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1943年春夏相交的一天下午,鬼子的翻译官潘××身穿鬼子军装,头戴鬼子牛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牛皮大马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麻峪村,到保公所找到保长王××,带他到一家吸鸦片的人家吸足鸦片后,又骑车回保公所。游击队安排的老乡发现了潘××的行踪,立刻报游击队的炼星海同志。

  当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日本翻译官骑车走出东街要过大影壁时,被藏在影壁后的游击队员用河流石打了来,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游击队员抓住,并夺下了他的手枪,带回了“安全户”,换了农民的衣服押送到河西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来麻峪村,把人们都集中到西街一个叫“西口儿”的地方,临时找来北街杨某人的姑爷当翻译,说明翻译官失踪之事,让大家举报,众人全说不认识那个翻译官,也不知道他来之事,敌伪保长说他在下午太阳下山时已经回去了。敌人无法只得作罢。

  步枪打飞机,听起来简直就是神话,但这的确是传扬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斋堂川的一段抗击日寇的佳线月某天,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挺进军十团八连在门头沟斋堂川青白口永定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挺进军隐蔽在河边山林中占据有利地形打击来犯之敌,日军匍匐在河北岸光秃秃的河滩上,目标暴露无遗。战斗打响后,水面上,河滩上日军尸体横七竖八,伤亡很大。不甘失败的敌人,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调来飞机,妄图以空中优势遏制挺进军火力,挽回败局。

  头上敌机猖狂呼啸,硬拼就中了敌人的圈套。看看手中顶不上劲的步枪,战士们攥紧拳头眼里喷出仇恨的火焰。敌机在八连阵地上空时而盘旋时而俯冲,战士们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悬殊太大,如果跟敌人拼火力肯定吃亏。地面的日军得到空中支援后,乘势又向八连阵地逼了过来,情况万分紧急。

  这时候,十团的徐存洋等20名战士奉命赶来增援八连战士。徐存洋和战友们很快隐蔽好,等待战斗时机。他观察后发现,由于八连阵地在山谷之中,敌机投弹轰炸就必须尽可能接近地面俯冲,才能对阵地造成威胁。所以,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距离地面很近,就好像就擦着战士们的耳朵飞。而且,俯冲一次,敌机就得赶紧拉升,不然就会撞到山石上机毁人亡。敌机不能连续轰炸,攻击力就减弱不少。得到这样的结论,徐存洋心里有了数。

  徐存洋发现不远处有棵大树,就趁敌机拉升的空档迅速奔到大树下隐蔽好,待敌机俯冲迫近的时候,他噌地闪出身体,抬起手中的苏制水连注步枪“啪”的就是一枪。敌机翅膀一抖,直奔徐存洋藏身的大树横冲而来,“嗒嗒嗒”一梭子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徐存洋机智地就地十八滚,藏到一块巨石后面。说时迟那时快,趁敌机还没顾得上拉升喘息,徐存洋抬手对准敌机又是一枪。这一枪,小日本的飞机吃不住劲了,只见飞机左右乱摆,尾巴拖着长长一道黑烟,一个猛子就扎在塔岭沟中。战士们欢腾了。日军飞行员至死恐怕也不相信,自己的飞机会被挺进军战士的普通步枪给打了下来。

  挺进军战士徐存洋用步枪打下日军飞机的消息,很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传扬开来,鼓舞着抗日军民更加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太多了。可以查平型关大战,台儿庄,武汉保卫战,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枪声,红灯记。

  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忻口的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只得借助空军,频繁地由位于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出动飞机,加强空中轰炸和运输力量。当时,八路军第129师的抗日先头部队第769团,正由东冶向原平挺进,插入忻口日军后方,执行牵制敌军的任务。

  10月中旬,第769团抵达代县西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村。隔河5公里外,就是阳明堡机场。到达苏龙口的第2天,团长陈锡联率几个营长,顺着一条山沟,前往阳明堡附近的一个山头进行现地侦察。不远处的阳明堡机场清晰可见,一群灰白色的飞机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映照下,射出刺眼的光芒。天空中,几架日军飞机时而盘旋了望,时而呼啸掠过头顶。

  经现地侦察和调查了解得知,机场平时停有飞机24架,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回到这里。日军的一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八路军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

  第769团制定了袭击阳明堡机场的详细方案,各营、连确定任务后,分别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战斗动员。干部、战士一律轻装,放下棉衣、背包,绑紧刺刀、手榴弹和。当地群众扎起几十副担架,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0月19日夜,各分队在向导带领下,分头行动。第3营利用夜色掩护,钻过日军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飞机场,分路逼近机场警卫分队和飞机群。与日军哨兵遭遇后,第10连、第11连遂按预定方案,向日军展开猛烈的火力袭击。轻重机枪子弹、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机场。在机群中间,双方依托飞机,进行了3次肉搏。第3营营长赵崇德,在指挥战斗中,冷不防被一颗子弹打倒,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激励下,有的战士把所带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扑进敌群,与飞机同归于尽。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飞机全部被摧毁。当驻阳明堡镇的日军急忙赶来增援时,八路军已经撤出战斗,轻松凯旋了。

  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歼日军100余人,击毁飞机24架。这一仗,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军作战。